晚上好。

我已经意识到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神奇力量。获奖消息公布后，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讯息、电话和鲜花。鲜花多到我的东京办公室都放不下，以至于我的邻居们误以为我们改行开了花店，不再开建筑师事务所了！此外，我也因此得以见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见到的人——今年四月在东京皇宫同时见到了天皇、皇后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我获得了皇后和奥巴马总统慷慨而言过其实的嘉许。皇后向我在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灾区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随后奥巴马总统又告诉我，他是我建筑作品的资深粉丝。他还说，自己年轻时候曾经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于是我对他说，“现在也不算太晚啊！”他们的溢美之词恰好总结了普利兹克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所描述的我的各项活动。

我很高兴能回到阿姆斯特丹，2003年我的第一个永久性纸管结构就是在这里建造的——珍妮特·凡斯蒂恩舞蹈团的夏季演出场所。2004年，它被转移到乌德勒支市，成为一间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厅。

出于另外一些原因，荷兰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我的建筑冒险开始于1975年，当时我17岁，碰巧读到了一份名为《A + U》的日文建筑杂志，而这份杂志出版了一期关于海杜克·约翰的特刊——是关于他的作品和他在纽约库珀联盟的教育方法。正是这本杂志让我在19岁时立志去美国学习建筑——当时我并不会说英语，而约翰·海杜克的教育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本杂志的封面就是他的“Wall House 2” 草图。海杜克虽然很有名，但他大部分的建筑设计从来没能付诸实施，而这个建筑是约翰·海杜克极少数成为现实的项目之一——它就建造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市。

如刚才所言，正因为约翰·海杜克大多数的作品都没有变成现实，他被人们称作“纸上建筑师”，所以我在他的影响之下，成了一名“纸张建筑师”。

在库珀联盟，我师从过几位伟大的教授，其中包括托德·威廉姆斯、里卡多 思科迪奥、戴安娜·阿格雷斯特、伯纳德·屈米和彼得·埃森曼——后者总是为难我。他说，我的名字“坂茂”太难发音，所以他叫我“糖熊”（英文谐音）。他试图给我们洗脑，所以我十分抗拒。他判我的论文项目不合格，我因此无法与同班其他同学一同按时从库珀联盟毕业。虽然我不得不重新做论文项目，但我确实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为非常著名的建筑日本摄影师二川幸夫担任工作助理，他就是著名的《GA杂志》出版人。他带我第一次出差就是去芬兰探访阿尔瓦·阿尔托的建筑作品。由于约翰·海杜克的影响力都与所谓的“国际风格”以及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等建筑师有关，所以我对阿尔托的一切并不感兴趣，而且我无法从书本上理解他的建筑。当我亲自参观了阿尔托的作品之后，我完全震惊了：他的建筑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当地气候和建筑材料达到了完美的和谐。我从此爱上了阿尔托的建筑，1986年我决定把他的展览从现代艺术博物馆搬到东京去。在本次展览的设计中，我首次使用了纸管——再生纸板做成的管子——作为木材的替代品，并将其发展为一类结构建筑用材。

我经常被视为“环保设计师”，然而，当我1986年开始使用可回收材料时，还没有人谈论“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商业消费品”。我使用可回收材料绝非因为时尚，而是因为我不想浪费。《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基姆尔曼听了我的故事之后，给我起了一个新头衔“偶然的环保主义者。”

经过10多年的实践，我开始觉得当建筑师是多么的幸运！例如，人们在聘请我们设计房子时，恐怕是他或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然而，医生和律师的客户总是那些碰到了麻烦的人。我们一直在为幸福的人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历史上——甚至直至今天，我们的建筑师还在为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优势群体服务。由于金钱和权力是看不见的，他们聘请建筑师设计纪念性的建筑来炫耀自己的金钱和权力。我并不是要对此提出批评，因为纪念性建筑也可以成为城市的象征，而且我自己也想设计纪念碑之类的建筑。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为普罗大众服务，甚至为那些在自然灾害中丧失了自己家园的人服务。我刚才说“自然灾害”，但我必须指出，它们正在成为“人为灾难”。例如，地震本身不会杀人，但倒塌的建筑物却会吞噬生命。这是我们作为建筑师的责任。这就是我投身救灾领域的原因。

1994年，卢旺达两个部落——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爆发内战，导致2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我碰巧看到了照片，身披毛毯的难民在瑟瑟发抖，因为联合国提供的庇护场所无法抵抗雨季的影响。我想，任何医疗措施都无法帮助他们，除非我们能够改善避难场所。所以我致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我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直接造访他们在日内瓦的办事处。我有幸遇到了德国建筑师沃尔夫冈·纽曼先生，他在负责难民署的住房建设，并且有兴趣采纳我的建议，使用纸管构建难民收容所。此举是为了杜绝当时因住房建设而导致的毁林行为。于是，我成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顾问，负责开发纸管难民庇护所。

一年后的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大地震，超过6400人遇难。我开始与学生一起，为不能入住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房的原越南难民建设纸管临时住房和纸教堂。完成这些项目之后，我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志愿建筑师网络（VAN），为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建造灾后临时建筑：1999年在土耳其；2001年在印度西部；2004年在斯里兰卡；2006年在日本新泻等。2008年，我与中日两国学生一道，在中国成都建立了临时小学。2009年，我在意大利拉奎拉建立了临时大礼堂。2010年是在海地，2011年在日本东北。同一年在新西兰基督城，我也建造了临时教堂。目前，我们正在菲律宾建设​​临时避难所。我相信，建筑物，哪怕是临时搭建的，也必须要美观和舒适，而且这些难民收容所通常由本地材料建造，我与学生一起建造这些房屋，作为他们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神户的纸质教堂由我的学生们用纸管建造，原计划仅使用几年时间，但人们很喜欢它，后来服役了十余年，然后被拆卸并运到台湾地震灾区重新搭建，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教堂和社区中心。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后，我意识到即使是纸做的建筑也可能是永久性的——只要人们喜欢。然而，即使是混凝土制成的建筑——也可能被地震摧毁——而且如果这座建筑属于商业性质，建筑物本身和其所依托的土地也可以转售给另一家开发商，并建造新的楼宇——它们都是临时的。因此，建筑物属于临时或永久性质并不取决于建筑材料，而是人们是否喜爱这座建筑物。这才是临时和永久性建筑物的界定。

我过去认为，应该在常规的委托设计和公益救灾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不过，现在我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项目的重要性是相同的。我在它们身上花费的时间是相同的——或许救济项目更加耗时。不仅如此，项目完成后，我获得的满足感也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是否收到了酬劳。为了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公益项目建设，我很幸运能在三个城市找到三位了不起的合作伙伴和一群卓越的员工：他们是东京的平贺信孝、巴黎的让·德·加斯蒂内和纽约的迪安·马尔兹。

最后，请让我把话题转回到我曾经师从的约翰·海杜克教授。他是一个建筑师、教育家和诗人。当我在读五年级时，学校要求我们上诗歌课。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诗歌才能成为建筑师。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即使是用日文，我不想学这门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英语很差。每个星期我们都要写一首诗作为家庭作业。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教授竟然喜欢我的诗，并让我当着其他学生的面朗诵出来。后来，我才认识到写诗就像是设计建筑。首先，我们必须搭建一个结构，然后把选定的词汇安排进去。它们并非一定要有装饰性。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词汇，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使其具有不同含义。我们并不需要很丰富的词汇。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擅长写作诗歌。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从业30年后终于获得了这个令人神往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把这个奖颁给我，是对我从事建筑行业的方式或方向的肯定。因此，普利兹克奖对我而言绝非嘉许，而是一种鼓励——沿着相同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创造令人热爱的杰出建筑，即便是在世界各地的灾区。出于这个原因，我想向整个普利兹克家族、普利兹克奖评委和所有陪伴我进行建筑冒险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另外，还有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帮我设计了我身上的这套衣服。

谢谢大家。